1秦汉时期农业教育的主要内容 1．1重农思想教育重农思想的教育主要是关于农业地位和作用的教育，即教育人们要认识到农业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农业是国家的本业，因而必须重视和发展农业。由秦至汉，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发展农业，注重调动农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秦始皇继承商鞅的“耕战”思想，十分重视农业。琅琊刻石云:“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碣石刻辞云:“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这都是鼓励劝导农民努力发展生产。他还改变授田、赐田制，“使黔首自实田”，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通过“舍地而税人”的政策，使游食之民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都负担人口税，驱使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回归农业，用以减轻农民的租税负担，让农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汉代继承秦代的“重本抑末”思想，将重农贵粟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为了恢复秦末战乱破坏的经济和巩固新生政权，汉高祖全面推行重农政策，与民休养生息，下诏军队复员归农，“以有功劳行田宅”;招抚流亡，“复故爵田宅”;放免奴婢;减轻农民负担，减轻田租，逐渐恢复生产。文帝也三番五次下重农之诏以劝农。《汉书•食货志》载文景时期采取的重农措施有:“以粟为赏罚”“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田赋减半;开垦荒地;限制商人兼并农民等。汉初政权在租税政策上也体现出了“重本抑末”的经济意图，在减免田租的同时，适当加重人口税收，加倍征收商贾的人口税，“重租税以困辱之”“欲令务农”［2］。武帝朝，重农政策未变。帝王亲耕籍田是封建统治集团劝农务本的特殊形式。《汉书•食货志》载文帝曾种籍田，“躬耕以劝农”;《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征和四年，“上耕于钜定”，即率百官远至齐国钜定行籍田大礼。《汉书•食货志》载宣帝按照平籴思想实行“常平仓”制度，使重农贵粟的政策措施更加完善并形成体系。东汉的统治者们基本继承了西汉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注重调动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与此相适应，秦汉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修建了大批新的水利设施。同时，非常重视铁器推广和耕牛喂养。秦律对官府铁器的供应和使用都有具体规定，对损失铁器的，根据情况分别处理。武帝始，为体现重农抑末意图和加强对手工业的管理，一度对盐、铁实行垄断性的官营。云梦秦简中，秦律规定对偷盗耕牛者必须判罪，对耕牛饲养进行考课和奖惩。汉代之所以重视保护耕牛和加速耕牛繁殖，是因为“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3］。秦汉王朝对蚕桑业也很重视，天子与各级官吏也重视劝桑。如汉元帝时，每年必由皇后春幸蚕馆，劝课农桑。在政府的重视和鼓励之下，自秦汉始，我国养蚕业的发展为全世界所瞩目［4］。秦汉统治者还实行一些奖励措施，以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如秦代和汉初就曾运用赐爵的手段奖励耕织，培养出了大批自耕农和地主，成为封建政权的经济基础。《汉书•惠帝纪》载惠帝时行“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这是为了劝课农桑，“薄其租税，宠其强力”，即“优宠力田之人”，鼓励大家努力从事农业生产。《汉书•武帝纪》中多次记载武帝下诏嘉奖力田。秦汉时期的农学名著中也对农业的地位和作用有专门论述。《吕氏春秋•上农》是专题论述重农思想的篇章，“上农”就是“尚农”“重农”的意思。认为将务农放在首要地位，主要是为了使农民“贵其志”，即教化农民的心志。《氾胜之书•杂项》也论及“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夫谷帛实天下之命”。《氾胜之书》也认为农业是经济生活和社会安全的基础，是国家的命脉。 1．2农业科技教育农业科技教育是中国古代农业教育最主要的内容。秦汉时期，在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政策措施之下，农业生产技术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业科技教育也比较发达。当时的农业科技教育主要涉及农业气象和占候教育，农田土壤耕作、水利和灌溉知识、农作物栽培、蚕桑养殖、农具制作和使用、园艺知识、畜牧兽医教育及环境生态教育等。农业气象和占候教育是农业科技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季节性，并且要直接利用自然资源，使得农业生产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主要取决于土壤、水分以及对所处环境气候的适应性。《吕氏春秋•审时》篇指出，“凡农之道，候之为宝”，把春夏秋冬分为孟、仲、季十二纪，在每个纪都有与之相应的物候与农事，教育人们要把笃守物候看作农业生产的重要原则。《四民月令》按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按照上中下旬，把应该进行的农业生产、手工业、商业经营等事项作了详细合理的安排，详细指导人们依照时令、气候安排耕种，收获粮食、油料、蔬菜，养蚕、缫丝等。精耕细作和增加产量方面的技术是当时农业教育和推广的重点，也是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一大特色。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主要是一家一户式的分散经营，生产多少与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因此，农民都想尽办法在小块土地上精耕细作，增加生产，提高产量。这方面教育内容涉及“深耕熟耰”技术、作物轮栽和复种、代田法、区田法以及保墒、施肥和改良土壤技术等。如武帝时，赵过在总结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农民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代田法，即在播种之前先开沟起垄，种子播在沟底，待幼苗长起后，分多次用垄上的土培壅苗根，这样，能使根系扎深，减少叶面水分蒸发，抗旱保墒，又能防止作物倒伏，增产效果十分明显，代田法也迅速在关中、山西、甘肃等地推广。《氾胜之书》对区田法、溲种法、选种留种施肥、作物栽培、田间管理等分别作了详细描述。《管子》一书中对水利和灌溉知识、土壤区划知识进行了详细阐述。犁耕技术上，赵过创新和推广了“三犁共一牛”法、“耦耕”法，西汉末年，很多地区又出现了一牛一人犁耕法，牛耕技术得到不断改进和推广。赵过还发明推广了耧车、人工挽犁等农具和耕作技术。农业教育途径把以上农业科技转化为广大农民的知识和技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农业的不断发展。 2秦汉时期农业教育的主要方式方法 2．1年长者对年轻一代的示范和口授秦汉时期，社会的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还较低，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基本都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进行和完成。年长者把继承和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的技术和知识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传授给年轻人。在政局稳定的前提下，年长者的经验，加上年轻人的力气，就可以保证勤劳的人过上温饱的生活。这种传授方式促成了中国古代尊老敬老社会风尚的形成，甚至有学者称“孝道是农业经济的产物”［5］。农民是最讲求实际的，“眼见为实”是农民自古不变的信条，因此，通过示范和讲解、口授，让农民亲眼看到实在的东西带来的好处，从而认可和愿意接受，示范的方法也直观易学。另外，农民之间相互请教、农民向农业科学家发问和学习，也是农业教育的重要方式。 2．2官吏的推广与教导秦汉时期，从中央的大司农(秦时称治粟内史)到基层的三老、里典(正)、力田，这些官吏都肩负劝民耕织的职责，在教民耕作、推广生产技术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汉书•食货志》载，武帝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使其推广“代田法”。赵过还传授了“以人挽犁”和“教民相与庸拘犁”等增产措施。建武年间，任延在任九真郡太守，教民牛耕，使得开垦的田亩年年增加。《后汉书•王景传》载王景作庐江太守，教民犁耕，提高了耕作效率，因而“垦辟倍多，境内丰给”。《汉书•召信臣传》载召信臣任南阳太守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为了合理地调配用水，他制定了“均水约束”，使南阳地区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后汉书•杜诗传》载，杜诗任南阳太守时，“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他发明的“水排”，是当时水力利用的重大成就，召信臣、杜诗二人因此受到老百姓拥戴，被百姓称为“召父”“杜母”。秦汉时期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与这些官吏的推广和教导是分不开的。 2．3编印和传播农学著作秦汉时期，记载各种农业耕作经验技术的农学著作较多，这些著作对人民群众学习和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很有帮助。《吕氏春秋》中有很多专门记载农业耕作技术的篇章，阐述改良土壤、适时种植、抗旱保墒、除草防虫等方面的经验知识。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农家有9家114卷之多，其中《管子》《汜胜之书》《四民月令》等最为著名。这些农书，有的是朝廷组织颁发的，有的是官府组织编写的，有的是个人根据实践经验编写的。这些农书使得农业教育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农业知识的传播和古代农业教育中起了重要作用。 2．4歌谣、农谚的流传历代农民喜将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耕作经验用精炼生动的简短语言编成好学、易记、朗朗上口的歌谣和农谚，其内容反映着很多耕作技术原理和原则，交口相传，世代沿袭，传授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进行农业教育。如《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记载汉初流传的《耕田歌》这样唱道:“深耕概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这些歌谣、农谚在民间的广为流传，丰富和增长了群众的农业生产技术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农业教育的作用。 3结语 综观秦汉时期农业教育的概况，虽然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劳动教育尚处于初级的社会教育阶段，但是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农业教育具有以下鲜明特点:①农业教育在所有教育形式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维持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生存教育，终秦汉两世，其历代统治者重视农业教育的方针政策是一以贯之的;②秦汉时期农业教育的对象包括各级官吏和广大农民，教育对象具有绝对众多性;③农业教育的内容涉及气候、植物、动物、生态、技术、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教育内容十分丰富;④农业教育的方式方法也灵活多样，不拘一格，行之有效。秦汉时期，尚无专门的农业学校，因此，当时的农业教育属于纯粹的社会主教育范畴。这一时期的农业教育很注重技术性教育和经验性教育，农业科学技术来源于生产实践，又直接应用于生产实践，农业生产者、农业教育者、农业科技研究者往往是三位一体的，实现了最初意义上的“产学研”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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