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2009年冬季至2010年春季的西南大旱显露了我国农业水利设施供给机制和供给主体的缺失。解决农业水利设施的供给需要有效的制度安排。应界定农业水利设施的产权属性、建立鼓励农业投资水利设施的激励机制,建立健全相应预算制度,探索有效的供给模式和治理机制。

　　气候变化所引发的自然灾害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最近五年,继2006年重庆等地遭遇百年一遇的大伏旱,2009年北方粮食主产区区域性春旱后,2009～2010年西南地区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大旱。而西南地区的水资源与全国来比是相当丰富的。

　　以云南省为例,云南省多年来平均降水量4900亿立方米,全省自产水资源2210亿立方米,约占全国水资源量的7.8%,仅次于西藏、四川居全国第三位①。

　　在水利资源相对丰富的西南地区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的原因是什么?从深层次因素讲,除了气候变化、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人们的经济活动的影响外,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尤其供给主体缺位),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低,工程性缺水严重是造成地区性大旱的重要原因。

　　以云南省普洱市为例,大旱期间,该市龙潭乡黄草坝村的大部分水井、山塘和水坝等小型储水工程都干涸了。普洱市有213座小二型水库,但是有177座是病险水库,比例超过八成,而病险水库维修的费用较高,地方财政无力保障维修经费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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